首先感谢辽宁师大文学院的领导、梁湘如老师及梁归智先生的弟子们的热情邀请趣炒股，请我来参加纪念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梁归智先生逝世五周年的会议。
梁教授和我算是广义的“校友”，他“文革”前曾经在华师一附中高中读到高二，“文革”中作为知青下放到湖北监利县，后来辗转到了山西，1978年考取山西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1991年11月，一帮朋友在河南石人山开会，因家琪兄的关系与归智兄初识。1993年，我、张志扬、陈家琪诸兄陆续从武汉调去海南大学工作。当时家琪兄曾有动议，想把归智兄也调到海大来共事，未果。归智兄后来也从山西大学调往辽宁师大。2007年我们在海南又见过一次面。
近几十年来，由于大家各奔东西，我和归智兄当面交集不多，但他的著述和成就我是时有关心的。不过，由于本人对小说史和红学缺乏深入研究，所以下面的一些粗浅看法不一定妥当。
梁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红学”研究上。按照周汝昌先生的说法，“红学”有四大支：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红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
探佚学的代表人物就是周汝昌先生和梁归智先生，还有一位吴恩裕先生（1909年12月10日—1979年12月12日，和梁先生一样享龄70岁，吴恩裕和储安平同岁），也值得提及。吴先生除了研究“红学”，还研究政治学、法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代以后，他改做《红楼梦》研究是迫不得已。
吴先生是辽宁沈阳人，担任过文化部《红楼梦》校订注释组顾问，《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其“红学”代表作是《曹雪芹〈废艺斋集稿〉丛考》（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曹雪芹丛考》（安徽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曹雪芹佚著浅探》（安徽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吴先生弃“政治学”转向“红学”，是当代学术史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三位红楼探佚学名家的研究成果比较而言，我以为梁先生的研究影响更大一些。
据梁先生早年奉赠周玉言先生的诗作，他在1980年就已经涉足“红学界”了。2005年，山西古籍出版社集中推出“梁归智红学三书”：《〈石头记〉探佚：红楼梦探佚学初阶》《红楼赏诗——石头记诗词韵语讲论》《独上红楼——九面来风说红学》，充分展示梁先生“红学”研究的实力。
这三本书中，我特别喜欢《独上红楼——九面来风说红学》，本书梳理了《红楼梦》当中先后出场的小人物，分丫鬟、小厮、仆从、亲友系列，并且对曹雪芹写人的二纲、八目与痴常二谛，三象合一进行论证，作者将红楼梦中的小人物罗列排比，做了系统分析，给人以新的启迪，从而了解红楼梦作为一部复杂的社会史的价值。一个网友评价此书：
这是一个大众评“红”的时代，这是一个“小人物”出头露面遍地风流的时代。小人物理解小人物，《红楼梦》里的“小人物”也被推向了前台，即使像贾宝玉、林黛玉等“大人物”，人们更加注意的也是他们身上的“小人物”的色彩和成分。
作者写这些红楼“小人物”，着意于他们的“诗性”。丫嬛们的“俏”和小厮们的“俊”也许能彰显另一种魅力，不必和现代“美女”们的“酷毙了”和现代“帅哥”们的“帅呆了”去争风吃醋吧。
大众酷评，很有意思。这本书后来转换为《红楼小人物》趣炒股，在三联书店出版。苗怀明教授在《光明日报》“光明书榜”上作了推介（见《小角色背后的艺术智慧——读梁归智〈红楼小人物〉》，《光明日报》2024年10月26日，第12版）。
“梁归智红学三书”之后，梁先生又出版了《红楼梦探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红楼探佚红》（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等影响更为深远的多部“红学”著作，还在央视百家讲坛“红楼六家谈（十一）” 讲“《红楼梦》的断臂之美”（2010年04月13日）、“（十二）《红楼梦》的超前之思”，等等，对《红楼梦》探佚学的普及及其女性观的剖析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来前特地重温了这两个视频节目，对梁先生娓娓道来的演讲风格倍感亲切。他概括了其红楼探佚学的文本依据：谐音法、谶语法、影射法、引文法、化用典故法。
梁兄对《红楼梦》极为熟悉，举例顺手拈来，如数家珍。他对《红楼梦》结局的预测可谓一家之言。从“红学”的学术史演进的角度看，梁先生的研究工作自成一派，雅俗共赏，构成世界文学史研究中的一种比较独特的中国现象。
除了“红学”外，梁先生对《封神演义》也有别开生面的研究，见《神仙意境》（三联书店2022年版）一书。
他还写过苏东坡的传记，见《大家精要·苏轼》（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陕西师范大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写苏东坡的传记不容易，已经出版了众多的传记，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到我的同学莫砺锋的《漫话东坡》以及同事范军教授的《苏东坡》，这几部传记应该说在苏东坡众多传记中都写得不错，但梁先生这一本传记仍能写出自己的特色。
我更喜欢阅读梁先生的游记，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红莓与白桦——俄罗斯游学记》，记述他2006—2008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文化系任教期间的游学经历，可读性很强，可见其对俄罗斯文学的深厚造诣。
梁先生是有真性情的学者，平生最爱两件“宝器”：箫与剑，自称“一箫一剑本书生”。其友人和同事王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禅在红楼第几层——追忆梁归智先生》（2020年2月10日，第11版）一文，声情并茂，其中写到梁先生在病床上请友人读陶渊明的诗而落泪，画面感极强。
可惜，天不假年，五年前梁先生不幸因病离开人世。过去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现在因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改善，高校教授活到八十岁、九十岁的学者多得很。如果假以时日，以梁先生的学识和才华，一定还会给学术界和读书界贡献更多精彩的著述。
这里，我也有一个小小建议，希望梁先生的高足，能得到学校的支持，克服困难，组织编纂出版《梁归智全集》或《梁归智文集》，让梁先生散落在各个出版社的单行著作集中起来，以方便学术界和读者们查阅、研读和利用。
辽宁师大有自己的出版社，实施这项工作应该不太困难，我听说，梁先生生前已经把他自己的文集作了系统的编排、整理，就在电脑里。我想，文集的出版是对梁先生最好的纪念。
下面，我想就“红学”研究提出几个问题，以就教于大家。
梁先生的硕士导师姚奠中先生为《〈石头记〉探佚：红楼梦探佚学初阶》写的序“写在《石头记探佚》的前边”，序中称红学可分为“红内学”“红外学”，提到探佚是“红内学”，是猜测和推论。
姚先生说：
《探佚》只是第一步。单就“内”“外”来谈可以说是内之内。他所用的论据: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笔、隐喻、暗示和文章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和作者有相当关系的亲属、朋友以脂砚斋为代表的基本上是在作者写书过程中所作的一些批注评语——即所谓“脂批”。
从今天看,两者都是第一手资料。但是这一工作,却仍十分困难。因为伏笔、隐喻之属,需要猜,猜,就难保证十分准确;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处,要分析、辨别,才能用来印证。这就决定“探佚”工作必须目光敏锐，必须细心、深人，必须思虑周密,必须善于论证。
梁生的《探佚》,是具备这些特点的,故能成绩斐然,不同凡响。有不少地方,可以使读者感到壑然冰释、怡然理顺,既新鲜而又白然。但由于资料有限,而明确的资料更少,这就使得有些结论,猜测推论占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满足。在这里,其意义便只限于提出问题,做出可能的涉想,给人启发,为进一步钻研打基础了。
姚先生的看法是1981年提出的，过了43年，我认为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我的问题是：探佚即是猜测和推论，类似校勘学的“理校”，我们如何保证这些猜测和推论符合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貌？如何赋予这些猜测和推论以文学意义，如何在文献学意义上分析这些猜测和推论？即是它符合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貌，它能否对程、高所续后四十回形成“证伪”？或者据此作为新的续写的依据？“红学”探佚学下一步怎么走？能否在梁先生的研究基础之上，把探佚学向前不断推进？
俞平伯先生晚年几乎抛弃他早年的“红学”观点，1985年在对《文史知识》编辑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现在红学的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就是繁琐的考证。《红楼梦》何需那样的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来了？”“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予辞达。”（《关于治学与作文章》，《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如何看待老辈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晚年的反思？
王毅先生在《禅在红楼第几层——追忆梁归智先生》一文引述归智兄对红学误入歧途的批评，很尖锐：“真正能深入小说本质，体会曹雪芹真性灵真思想真艺术的红学论著，其实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我的问题是：“红学”界如何能产生“真正能深入小说本质，体会曹雪芹真性灵真思想真艺术的红学论著”？“红学界”有没有可能产生与《红楼梦》的伟大相匹配的伟大的“红学”论著？“红学”到底应该向何处去？
我不是“红学”专家，没有多少发言权。会前做功课中，仔细拜读了的老友兼同事王齐洲教授《中国通俗小说史》有关《红楼梦》作者与成书辨析的章节，思考他这位小说史研究的真正专家为什么对整个“红学”研究持保留态度。
这里，我只是提出几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供大家思考，并寄希望于在座的年轻才俊在“红学”研究上有创新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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